第四，产生的社会问题甚多。

三 其实，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必然扭曲与异化。可以预计，占领了银行资金高地的国企在唱独角戏时，处于垄断优势的石油巨头不可能让油价下降而有钱不赚，油价的飙升与农民的进城上楼使 CPI（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不可能按统计机构的意愿一路下滑。

可是，由于长期实行的农产品低价政策一再伤农，使农民兄弟不堪忍受，他们大多放弃了男耕女织的农田生活，宁愿露宿街头或蛰居工棚，也不愿回到农村。股市巨大的蓄水循环能量则因庄家的杀戮过重过急，使遍体鳞伤的散户们远离股市蓄水池。重庆打黑即为最典型的一例，所谓涉黑民营企业家的全部财产被没收，居然也得到《刑法》修正案（八）的跟进补充。如果人大法律监督的补位及时，兴许还能成为堵塞资金堰塞湖溃堤的一曲渔舟唱晚。中央与地方两个调门的高低不同，以及国企的得天独厚和民企的艰难跋涉，正好反映了经济与法制的一体两面。

当否定之否定的怪圈形成之后，农民工回归田庄山林，届时因用工荒的来临，物价管制终会低下高贵的头。连缀着城市集群之间的工业园、新城镇有可能在捣毁农田后因仓促上马遭遇产能过剩而胎死腹中。土地集体所有制度有哪些问题？现在中国农村的所谓‘集体到底是什么？改革以前搞‘集体劳动，按工分分配的岁月里‘集体的概念是比较明确的，‘集体的存在形式和作用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用不着那些貌似关心农民利益，实际上他们代表的是那些不愿改变农民‘二等公民地位，‘只要农民的手，不要农民的口的城市既得利益集团的观点。对这一条，很多人解释为农村土地是属于‘当地农民共同所有。有的人甚至还用‘文革的语言提出‘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是进步还是倒退？的荒谬逻辑。耕地上种植的粮食只能以非常低的价格卖给政府一家，卖粮收入甚至低于农业劳动的报酬，何以谈得上农民能拿到来自‘共同所有的集体土地的报酬呢？转让权就更不用提了，改革以前农民即使是集体组织的名义也不能把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他人，要转让就当政府需要时只能转让给政府。

而农民房子底下的宅基地虽然在宪法上规定也是农民‘集体所有，但就是不许和房子一起卖给别人，即便是所谓的‘农村集体成员全体同意把‘集体所有的宅基地同地上房子一起卖也不行又无力跨越城角关隘对爷爷奶奶、弃儿幼童隔空相助。

但我分明看到：垂影沧浪的中国经济正在不知轻重缓急的漩涡中徘徊、沉隐、起浮与奔逸……最高决策层要求GDP速度减到7.5%的刹车哪里控制得住地方经济这匹脱缰的野马。如果我们的口袋怀揣着的是没有贪婪的冲动和对这个星球敬畏的谦卑，我们将在诺亚方舟中获得真正的平衡。当钞票唤不回的蓝天白云伴随着最后一批农民工战士进城上楼后消失在迷蒙的灰雾中时，法律羞涩地闭上了眼睛。高铁与城市轻轨的建设将成为铁道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两把投资利剑。

农民们对农业的不作为，一下子使物价管制铁拳变得软弱无力，我们可以对拉高物价的投机行为施予重拳，但无力对不养猪、不种粮的农民兄弟采取任何处罚。换句话说，楼市巨大的蓄水能量，因其价格的疯狂飙升已经漫过民众脆弱神经的堤坝，楼市强大的蓄水、引水调节功能在行政限购令、房产税试行、按揭贷款收紧、资金流改道与民愤极大的声浪中，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GDP的造城运动已在我们的头顶上构筑了天量资金的堰塞湖堤坝，我们对华尔街所掀起的金融海啸反应过度，释放出的流动性刺激是如此的惊人。人们知道，世界上最强大的地方行政力量一旦叠加货币的威权后，任何努力都不可能阻止地方官员指点江山的颐指气使。

当我们已不能轻而易举地获取水与空气时，辉耀千年的东方历史能否如愿以偿的轮回与复兴，就在于中国经济怎样应对盘桓于迷蒙中的GDP幽灵。但，这正是GDP游戏中推倒重来、拆迁再建的无限循环。

浮在表面上的经济危机不如潜藏于心的法治与道德危机那样深沉，失去了法律准绳的市场，竞争无序而没有规矩，这样的市场不叫市场。原来处于良性循环的外贸市场，也因欧美发达国家对人民币升值的步步紧逼、反倾销措施的频频出击、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以及购买力的急剧下降，呈现出危机四伏的景象。

于是，农民工为我们提供的美元大餐，使劳动力输出成为挽救进出口业务的敌后武工队。至于已经加薪的央企的领导与职工们，从就业总人口比例来看，其人数微不足道，即使薪酬再高，在浩如烟海的资金堰塞湖面前，也是杯水车薪，谈何内需的拉动与资金的调节。农民工对大城市的趋之若鹜将使小城镇与山乡村舍的老弱病残更加孤单。人们惊叹，用水泥、钢筋、砖块横砌竖立地造就出一幢又一幢的大楼正在展示着若干世界第一的王者气慨，那宏广绵长的建筑所彰显的帝国规模与威权远景令人叹为观止。武汉钢铁集团因产能过剩而养猪的荒唐故事只能是现代版的自给自足笑料，不可能成为平抑物价的范例。剩下的内需拉动实在是力不从心，因为，解决大部分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和个体户们本来就微利经营，其薄利多销的那一点点利润一旦为雇工加薪，就意味着关门倒闭。

但是，内需的拉动谈何容易，当大多数人的薪酬追不上通胀的速度时，内需消费的确拖了GDP的后腿。啊啊，四处游荡的GDP灰尘无处不在，不仅浸入了我们的心肺与灵魂，甚而让重度污染的我们在肆无忌惮的雾霾中睁不开双眼，分辨不出钞票的腥红颜色。

可见，疯狂的GDP造就出上亿人口的超大型城市的奇迹不是没有可能，而永远的GDP将使城市人永远生活在无尽的灰尘之中。地方上在不承担亏损责任并且欠债不必还（可以长期挂账）的情况下，必然为追求GDP数字的上升而不计盈利效果。

或许是出于嫉妒和无端的猜想，欧美发达国家在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以后，硬是不承认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西欧几国即便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也婉拒中国提出用资金支助来换取市场经济地位的交换条件，西方人固守法度念兹在兹的规则气韵超出了东方人的想象。借钱建设的人造城镇或许能获得暂时的繁荣。

怎么办呢？热情高涨的地方政府哪管这些，它们追逐GDP的兴趣丝毫不减，工业化、城镇化将有可能成为各地新一轮圈地运动的最大期盼。民企的倒闭潮并非完全出自资金的匮乏，法治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公平竞争程序的缺失才是真正的内因。可是，国内法律及其程序规则的不透明不争气也是授人以柄的一大因素。可见表面上的光鲜遮蔽不住潜入心底的危机，城镇化战略在拉动GDP彰显政绩时有可能成为新一轮房地产开发的重大推手。

藏匿在民企与个体户们内心深处的，是强势国企与弱势民企的二元分割已通过经济领域成为撕裂法制与经济的精神壕沟。至于工业园区生产什么，竣工后是否陷入亏损的泥潭，以及高铁与城市轻轨怎样负债运营，小城镇建成后是否成为鬼城——这些好像都与他们无关。

或许我们不会像过去那样张狂，东方文化的含蓄为我们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准备了合适的救生舱，如果符合市场规矩的法律准绳能够收束我们的暴利野心，我们的全部心智与精血在连缀着普世价值的大千气象中舒展，我们没有必要再去追逐那些已经无聊的GDP。强壮的农民工与农二代们进城之后，既不能融入城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

至于铁公基（指铁路、公路、机场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开放之初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但随着改革向纵深挺进，这些借款性质的行政性投资，因超量过度，使其陷入了叠床架屋的重复之中。急功近利的GDP战役有可能形成新一轮对农民土地的掠夺，盘锦拆迁案中，警官公仆对农民兄弟打响的第一枪不会哑火，真刀真枪的土地保卫战十分血腥，在唐福珍们的尸骨上，人口城镇化将扭曲为土地城镇化。

我相信，弥漫在大陆上空的灰色阴霾和肆虐京都的沙尘暴将步步紧逼，或许这就是网友们所说中国经济的神马都是浮云？至少，时髦的中国经济在万众瞩目下，几多奔逸、几多沉潜、几多空寂……，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焦虑与犹豫。国内法律在面对GDP野马一路狂奔时的听之任之，在流动性泛滥时的无动于衷，在楼价飙升、股价狂跌、车市疯狂面前的事不关己，这一切，都将其软弱无力的先天不足暴露无遗。如果我们继续对菜贱伤农、粮贱伤农听之任之，那么，农产品的供不应求将真正抬高物价。是的，通货膨胀这个恶魔，并没有因为统计机构将物价数据下调而放慢步步紧逼的步伐。

可见，当独领风骚的国企独角兽扼住民企的咽喉时，从国进民退泥潭里爬出来的民营企业家似乎只有投资移民一条路。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在世贸法律（规则）与本国经济的各取所需中具有得心应手的应对之术，但市场经济——法治经济地位的明正言顺，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看来，我们在迅猛发展的大道上已陷入了法律与经济各行其是的尴尬。不知是矿产开采的枯竭，还是来自于地心深处的撕裂。

然而，昔日那些能够将流动性之水引入良性循环的楼市、股市、车市、基建、外贸、内需等巨大蓄水池，如今有的已经凹陷，有的死水一潭，有的逐渐失去调节功能，有的正在汹涌激荡，有的已经成为悬在头顶上的堰塞湖。车市本来也具有重大的资金调节作用，但因过分扩张导致城市交通瘫痪而使自己成为生产过剩的牺牲品，当低价狂售汽车的政策成为黑的泛滥和汽车尾气弥漫的重大推手后，我们才发现，这种贷款负债经营且能吃饱喝足的笑话无疑是GDP的投资杰作。